中移动折腰为北斗
要理解中移动的行事逻辑，一定要先理解这句话：中移动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产物。
先把视线放到中移动成立前的1998年。
这年春天，中国的经济比北京的天气还要冷。改革开放后中国GDP增速在这一年首次跌破8%，通货膨胀率也从8.3%骤降为不到1%，整个中国面临巨大通缩脱轨风险。朱镕基总理的板凳还没捂热，就不得不立下“保8”军令状。
国企改革虽说也一直在行进，但结果也并不乐观。原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国有企业改革实录》一书中回忆，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831亿元，比1987年上升了12倍；盈亏相抵后实现的利润只有428亿元，比1987年下降了42%。
“按当时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将全面瓦解和溃败”，邵宁写道。
如今看来，当时的经济下滑原因有很多。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严重下挫，偏低的城市化率和储蓄率又拉不动内需。1993以来的“大干快上”和投资风潮，产能过剩的苦果在在经济刹车后尽数显现。
更大的病出在国企身上，政企不分的缺点日益暴露：在其他所有制企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时，国企日渐处于下风，同时还背负着超过利润额的各种不合理负担。不仅如此，国企的亏损也通过贷款蔓延至金融行业，多米诺骨牌一触即发。
政策制定者知道病根所在。于是这一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拉开了帷幕。核心原则就是撤销计划经济产物下的政企不分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在这次改革中，包括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在内的15个部委被撤销。
这场改革后，国务院部门由40个减为29个，机关行政编制精简50%，光是国务院的编制就从3.23万减至1.67万，放在全国被精简的编制达到了115万人。这场改革也奠定了日后“逢3小改，逢8大改”的机构改革习惯。
老邮电部大楼，现为工信部
邮电部在这次改革中被撤并，与原电子工业部合并为信息产业部。而由邮电部一手建起的中国电信业垄断之墙，就是随着这场改革，轰然倒塌。
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象当时的电信垄断到了什么程度。
机构改革前，国家几乎所有邮电业务由邮电部和其下企业中国电信掌管。在近13亿人口强劲通信需求刺激下，中国电信成绩骄人。世界电信年鉴指出，从普及率1％上升到5％，世界各国中中国用时最短。据说吴基传部长在国际电信界受尊敬的程度，也远超国人想象。
地方上同样如此：各地电信局的大楼是最高的，县邮电局长可以拍着县太爷的肩膀称兄道弟，市邮电局长可以拍着市长的肩膀称兄道弟。
辉煌的另一面是垄断的恶果。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美国人10个月不吃不喝买部汽车，中国人10个月不吃不喝装部电话。”高达七、八千的电话初装费，漫长的装机等待时间，电信局员工的恶声恶气…中国电信的员工几乎给每个用户都留下过不愉快的回忆。
当时，美国7家“小贝尔”每员工接主线数平均为329，欧洲平均为230，而“中国电信”为91。即使是拿1996年也处于垄断地位的德意志电信来比较，虽然用户数是德意志电信的1.4倍，但营收德意志电信却是我们的2.8倍。
如果当年的服务水平像今天的滴滴一样加个评分系统，那么美国可以拿到5分，德国可以拿到3分，而中国电信的分数一定惨不忍睹。
除了叫苦不迭的民意，外部因素也让垄断之墙不得不拆。当时中国正在筹备加入WTO，而加入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开放电信市场。拿着这样评分去国际竞争，恐怕很快就会出局。
终于，1998年机构改革的阔斧就砍向了中国电信。先是“邮电分离”：原来的100万员工，50万分给邮政，50万分给电信，相应资产一应分开。
然后是拆分中国电信。怎么拆？当下有几种流行的方案，一是“南北切”，即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电信；二是“业务切”，按照固定电话、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等业务划分公司；三是“奇偶切”，按照电话号码尾数的奇偶来划分运营。当然无论怎么分，“政企分开”都已成定局。
最后的方案众所周知。寻呼业务分拆，人员成建制并入联通，成为新联通雏形；卫星业务分拆，成为中国卫通雏形；移动业务分拆，成为中国移动的雏形；
2000年4月20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正式成立。5月16日挂牌，负责移动电话业务。在中国电信垄断之墙的废墟上，中移动破土而出。
然而在中移动前，“高精度定位”市场早已有巨头涌动，其中既有互联网巨头，也有另一家央企的身影。
2014年，就在中移动还在为净利润首次下滑而苦恼之际，阿里巴巴在大洋彼岸敲响了纳斯达克上市的钟声。一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传遍商界。
其实在这时，阿里就已经盯上了高精度定位市场。
中国北斗在2012年已经开始向我国及周边地区提供导航服务，而作为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的总体研制单位，央企中国兵器推进北斗大规模落地的诉求很强。同时阿里巴巴也意识到，未来社会对时空服务的需求会非常强烈，提供更加精准的时空服务将是一个重要的产业方向。
于是，在混改的大背景下阿里巴巴和中国兵器各出资50%，成立了高精度定位服务企业千寻位置。阿里巴巴云计算业务总经理陈金培带队出征，担任千寻CEO一职。
陈金培倒是带有“阿里系”的行事风格，进这行之前，他带人仔仔细细地做了一番调研。据说他和他的10人项目组在黑屋里讨论了整整一星期，想出来一个把“高精度定位能力变成公共服务（水电煤）”的定位。
未来世界的水电煤，这个说法现在已经被巨头们叫烂了。云计算这么叫、地图服务也这么叫。现在看来，反正水电煤是个筐，泛指那些没想好具体怎么用、客户是谁，但隐隐约约觉得谁也离不开的技术。再直白一点就是还没想好，先干再说吧。
但这个说法在那时候还是很新奇的。马云2017年来过一次千寻，听了陈金培的汇报之，留下一句话，“这事不错，但你现在能想到的应用，肯定是将来的5%都不到”。
但当陈金培问他那95%是啥的时候，马云说，他也不知道。
但就这样，谁也不太知道未来能干啥的千寻位置就风风火火的干起来了。
要想干成高精度定位这件事，一般认为有两个主要业务。一是搞好基础设施，跟平时的导航定位直接拿个手机就能完成不太一样，高精度定位的服务区是由地面上接受北斗信号的基站（CORS站）撑起来的，所以CORS站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必不可少。
二是下游服务市场，这也是上市公司玩家聚集的主要领地。公司们利用卫星信号，结合各行业用户的需求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
但服务市场已经“人满为患”，跟已有多年服务经验的玩家们抢夺市场，千寻并不具备优势。然而在基础设施领域，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蓝海。CORS站这东西看似就是一根天线，但选址要好：干扰小、地质条件好；建站要密，在客户分布密集的区域，甚至隔上个30公里就要建一个基站。因此，CORS站之前都是各省份测绘局负责建设，企业付钱来用。
而在全国范围内铺满CORS站，选址，人力和硬件成本，这种重资产的玩法，也不是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玩得起的。
但千寻不在乎。一家阿里，一家中国兵器，千寻注册资本就达到了20亿，生来就适合这种玩法。目标，全国铺满3000个CORS站，给已有的玩家做基础设施的供应商。同时，在擅长的少数几个行业和领域做应用。比如阿里巴巴看中的物联网、智慧城市、自动驾驶市场。
现在，中移动也要来了。并不是跟高精度应用企业抢市场，而是跟阿里和中兵器抢市场。
震惊吗？震惊。意外吗？一点也不。
原因有几点。高精度市场想象空间巨大，做基础设施收的是“份子钱”，总不能全让国资委的“自家兄弟”中兵器吃了去，更何况，基础设施中很大一部分涉及信息传输，中移动比较之下更具优势。其次，建站这事是中移动的看家本事，跟中国铁塔一起别说3000个基站，再翻一番对中移动而言也是小菜一碟。从成本上看，披露的基站采购预算是3.4亿，中移动1天加一个上午就能赚出来。
免费？不太可能。这个服务市场玩家越多，“份子钱”就收的越多，对于营收、盈利压力巨大的中移动，是个好模式。至于免费，中移动还不太像是一家会做公益的公司，顶多是在价格战的压力下降低利润。
不仅如此，老对头中国电信也在刺激中移动的神经。
今年4月，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宣布，共同投资四维图新旗下厘米级高精定位服务提供商北京六分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是中国电信投资公司“资本赋能5G应用”落下的第一子。
中国电信投资六分科技
如此看来，中移动的这步棋走的合情合理。但无论是中移动、中兵器、阿里巴巴还是中国电信而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除了做基础设施外，也对特定领域的服务市场兴趣盎然。
因此，现有玩家只能默默祈祷，他们心中的目标客户跟自己的不要重合。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重合，这些巨头们也不会顾忌既得利益者的感受。仅从中移动而言，他们都不想再经历“营收利润双下滑”的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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